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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闵忠重修沈阳城?

沈阳资讯网 时间:2019年09月07日 18:02

  元末明初,经过战争的洗礼,元代的沈阳城大概已是颓敝不堪,居民也所剩无几了。所以,明朝在沈阳设卫之后,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重建沈阳城。这不仅是恢复城市正常功能的需要,也是防守的需要,因为当时纳哈出还盘踞在北边不远的金山,随时可能南下侵袭。

  所以,在沈阳建卫的第三年,沈阳城的重修工作就开始了。《辽东志》是这样记载的:

  沈阳城,洪武二十一年,指挥闵忠因旧修筑,周围九里三十步,高二丈五尺,池二重,内阔三丈,深八尺,周围一十里三十步,外阔三丈深八尺,周围一十一里有奇,城门四:东曰永宁,南曰保安,北曰安定,西曰永昌。南关,城南;教场,城东一里。

  这里说的“因旧修筑”,是指在元代沈阳城的基础上修筑的,但我认为当时未必完全利用元代旧城墙,因为据元《沈阳路重修城隍庙碑》记载,元代沈阳城的西墙应在明清西墙的东面,并不在一条线上,至少明代沈阳城有些段落的城墙是新筑的。所以说,这次重修的规模在沈阳建城史上也是较大的一次,不仅加高加固了原有城墙,又将护城壕由一道变成两道;同时,对四门也进行了重修,并重新予以命名。可以说,经过这次重修,沈阳城面貌一新。闵忠是广宁(今北镇) 人,刚毅而有才略,作为明代沈阳中卫第一任指挥,他对沈阳城的重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。

  在辽东都司范围内,从规模来说,沈阳城属于中等偏上的城池,仅逊于辽阳城、广宁城、开原城而居第四位。在明朝二百多年的时间里,沈阳城还进行过多次维修,但城的规模、格局没有大的变化,但后来将土城变成了砖城。城方形,每面城墙的中部有一门,城内形成十字大街,十字路口有一座中心庙,对着城门的每条大街上各有一座牌坊,分别名为:永宁、迎恩、镇远、靖边。在沈阳城内还立有一座进士坊、两座举人坊,是专为考中进士和举人的沈阳人所立的褒奖坊,进士坊是为范鏓所立,举人坊是为郭斌和范鏓所立。郭斌(又作宾),成化庚子岁(十六年,1480 年) 中举;范鏓,其先江西乐平人,后迁沈阳。正德丙子岁(十一年,1516年) 中举,第二年考中进士,授工部主事。曾任河南知府、宁夏巡抚、兵部右侍郎。后欲命为兵部尚书,因严嵩当国,以老辞。明代沈阳中举的人凤毛麟角,中举后,都要为其立牌坊,由此可见当时的风尚。

  沈阳城的南门因通向辽阳都司所在地辽阳城,比其他门更为重要而繁忙,进南门后的南北大街也是城内主要街道,察院行台、沈阳游击府、备御公署、沈阳中卫等衙署以及儒学、仓廪等都在这条大街的两侧。在城的东北隅有古刹长安寺,在城的西北隅有通玄观,在城中心庙北偏西有城隍庙,在通天街西有三官庙,在北门外有辽代古刹崇寿寺及塔,还有弘妙寺等一批寺观,点缀着明代的沈阳城。

  明代沈阳城,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心庙。中国古代,在城池的中心部位都要建一标志性建筑,它的作用不外乎三点:一是城中心的标志,二是供人观赏,三是风水的需要。按古代风水理论的说法,对面两城门不能相见,中间必须以物屏蔽。唐代佛教盛行,在一些城池中心的十字路口,有的建有一座尊胜陀罗尼经幢;元代大都,建有中心阁;到了明清,常常把钟鼓楼建在十字路口,辽宁的北镇(广宁)、兴城(宁远卫)、锦州(广宁前屯卫) 等,都是在中心路口建一座钟鼓楼,下面有相对的四券门洞可以通行。而唯独明代沈阳城的中心位置,却建了一座中心庙。清代《满洲实录》所画插图,在沈阳城中心也画有一座下设四券洞门的街楼,这是否是当时中心庙的写实,难以定论。清初皇太极改造沈阳城时,中心庙依然保留下来。现在的中心庙,则基本上是近代重修后的面貌。它位于沈阳故宫大政殿北墙外,占地不及半亩,四周有墙围绕。正殿一间,供关羽像,东西配祀城隍、财神、山神、土地等神灵。据1938 年《重修中心庙碑》记载,1938年重修时,在庙内还保存匾额十悬,最古者为清道光元年(1821 年) 重修时所悬,匾上还附有道录刘振声的名字。当时,刘道录的后裔还住在庙的东侧,据他介绍, 中心庙最早是元明时代,江浙籍的商人初创。清代以来传说,中心庙为沈阳城的太极,有镇制沈阳八门八关、保护皇宫的作用。但中心庙到底始建于哪一年,当时是否称中心庙,庙貌如何,至今仍是沈阳的历史之谜。

  到了明朝中期,北部边防日趋紧张,为加强广宁与辽阳之间的策应,嘉靖二十二年(1543年) 决定在沈阳增设游击一员,增调兵力三千。又在沈阳南门保安门外扩建南关,周围六百七十九丈,供给游击军居住。

  纵观整个明代,沈阳城的功能主要在于军事方面,军人的数量甚至超过百姓的数量。熊廷弼曾说:“辽东与腹里地方不同,非官而军,非军而官。”所以,辽东绝大多数为军队及其家属、帮丁,且多来自内地,军士中,还有一些属于“以罪谪戍”的,只有少数商人。但在明代前期,辽东的垦荒、屯田带动了经济的发展,有人推测,到16世纪末,城镇经济生活丰富,商贸活跃。永乐年间,辽东的粮食不仅可以供辽东地区十余万驻军食用,而且还将余粮支援关内。但明代后期,由于边防日加紧急,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据《辽东志》记载,嘉靖二十二年(1543年),沈阳中卫登记的户口数只有五千六百四十三人,而马军三千一百一十九人,步军三千零八十九人,屯田军三百八十二名,煎盐军四十六名,炒铁军五十五名,寄籍民七十八名,军马一千四百三十九匹;在册的额田一千三百零九顷四十亩,额粮一万七千六百六十六石一斗、额草十七万九千一百束、额盐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斤、额铁一万一千六百九十斤。据《全辽志》记载,一百多年后的嘉靖四十四年(1565年),沈阳中卫的户口反而减少了,只有一千七百一十三户,四千九百六十四人,而征收的额田、额粮、额草、额盐数量没有变化,而额铁增加到一万六千斤;寄籍户二十三户、二百余口;新发军户五十三户、一百二十七口;这时新增加了一批“招集户”,共二千四百七十八户,九万八千零六十四口。马军、步军、屯军、炒盐军和铁军数额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。当然,这些所谓的户口数绝不是实际的人口数,只是在册的赋役丁额。但由此可以推测,一百多年间,沈阳的人口、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。原因当然是边情越来越吃紧,一切以军事为主。也正由于此种原因,明代后期辽东的徭役也是比较繁重的,沈阳每年的修道夫就要一千九百八十二名。另外,嘉靖年以来,辽东地区自然灾害频发,也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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